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专制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
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
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两三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
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专制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
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
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专制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
专制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
后世的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专制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专制君主，那就见鬼了。
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样委政中书省。
而内阁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
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偷懒，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
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再正常不过。
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只是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
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
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
这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专制坏”。
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
作为一个明代的普通佃农，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差别不大。
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
只能说，就华夏的历史来谈华夏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
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这种趋势隐隐约约有走向巅峰的趋势，皇权太大了，只要皇帝不乱用人，光用几个太监就能保证帝国不出大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