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势力做大之后，有很多底下的狗腿子怂恿魏忠贤，为了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可以永续，为了防止人世间的无常之变，就力劝魏忠贤废掉皇帝自立。
魏忠贤立马警告所有的劝进者，若有再言此事者定斩不饶，并声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说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而他作为一介草根，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哪里有今天？
后来证明魏忠贤也是这么做的，说明魏忠贤至少是一个头脑一直很清醒的人，不是赵高那样的太监。
天启皇帝快要驾崩的时候，魏忠贤以九千岁的尊贵之躯，屈膝于皇帝榻前亲尝汤药，端屎倒尿，尽显老奴本色。
天启皇帝驾崩之后，魏忠贤拗哭不已、如丧考妣。
魏忠贤表现出的不只是对天启皇帝的忠心，甚至是对整个大明朝朱家天下的忠心。直到最后关头，崇祯皇帝拿下他的时候，他都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因为自始至终，魏忠贤都认为自己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天地可鉴。
既然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皇帝陛下一定能给他存身之所。至少也可以做一江南富足翁。
魏忠贤虽然对东林党痛下杀手斩草除根，但在政治上却是很忠诚的，死到临头还在忠心耿耿地守护大明社稷。
魏忠贤除了有皇帝的背景，最重要的是他跟皇帝的利益是站在一边的。
在涉及到利益问题上。皇家的利益跟官僚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东林党代表的是官家地主豪强。
而魏忠贤代表的则是皇家的利益。
辽东问题可以说是大明最为重大的国家开支。
在这个开支的问题上，东林党成员一致认为，费用应该由皇家出，因为之前万历皇帝。推行了著名的抢钱计划矿税。
这种抢钱计划对民间经济是具有伤害性的，于是该皇家出钱了。
皇家出了四五百万两白银，皇家的钱花的差不多了，该东林党出钱了，结果东林党都以百般理由，拒不出钱。
所以魏忠贤一上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索贿，他不可能跟东林党和平相处。
随着魏忠贤的势力逐渐强大，大明帝国的税收结构突然从征收田赋转向征收商税，天启四年，商税从前一年的322万两猛增至548万两、次年亦为548万两，同时，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项银”也从天启三年的60万两增加到220万两、次年亦为220万两，两年内针对小农的田赋基本没有增加。
一年时间多出来将近300万两白银全部出自工商业，自从万历年间皇家为了抢钱开了很多“皇店”之后，官僚阶层也开了很多“官店”，所以叫他们官商一点也不为过。
如此税赋比当年万历皇帝的“矿税”有过之无不及。
代表官商经济的东林党，当然要跟魏忠贤死磕。
所以后来出现了主炮手杨琏历数魏忠贤24大罪状。
在炮轰无效的前提下，魏忠贤更壮了胆子。
魏忠贤要干掉东林党，是要抢夺官商阶层的财富，魏忠贤并没有抢老百姓。
从这一点来看，魏忠贤可比崇祯皇帝强多了。
魏忠贤也与韦宝之间有了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韦宝也是绝对不从老百姓身上抢钱的。
至少韦宝不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抢钱。
韦宝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拼命打压地主阶层，他拿一半财富资源，留一半资源给当地老百姓。当然，韦宝有时候，也会留一点给皇权，给魏忠贤和朱由校。
而崇祯皇帝为了应对辽东问题，应对西北变民的问题，先后加了四次的重税。
这些重税是通过官僚阶层向民间征收的。
崇祯皇帝彻头彻尾的搜刮的是老百姓。
搜刮老百姓的帝王倒成了后世不少人同情的对象，搜刮官商阶层的太监成了万民唾弃对象。
没办法，谁让历史是东林党这些知识分子编的呢？
崇祯皇帝最后征税的结果是导致崇祯死。
北方的平民老百姓被搜刮干净之后，加入了起义军。
这些“造生祠”之徒，都是沽名钓誉邀赏邀功而已。
他们是一种遥相呼应的方式，对上面的态度窥探，是一种政治赌博，用心叵测。
不是韦宝忽略了给魏忠贤造生祠这件事，各地都在造，韦宝手里有天地会统计署，对天下大事小事清清楚楚，怎么可能不知道。
韦宝是不想留给东林党把柄，不想让外人觉得他与魏忠贤是一伙的，故意避嫌。
但就是这一点，最为触怒魏忠贤。
听魏忠贤这么说，客巴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韦宝圆过去了。
银子的事，还可以说韦宝只是暂时欠着，修生祠的事情，韦宝是的确没有搞。
这件事，已经成为了魏忠贤与韦宝之间一块巨大的隔阂。
幸好韦宝没有等魏忠贤催他去辽东，便主动来京城了。
韦宝来就是要解决魏忠贤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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