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广州还是负责征管海外诸国贡物与税收的市舶使和都监院的所在地。
唐人李肇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所谓“纳舶脚”，即对商舶征收一定比例的进口货物税，所谓“禁珍异”，即官府从进口货物中征购专卖商品，禁止商人在官府征购之前私下交易专卖商品。唐末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这些都属于官府征榷的商品。
所谓“进奉”，是指蕃使来朝所进献的贡物，顺便掌管和安排海路朝贡事务，同样也是一个很有油水的活计。而这三者构成了市舶使的主要营生和职权，也是直通大内大盈内库“人君私藏”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完全是具列在两税法的诸多田户税之外，历代皇帝用作资助国家军费、经费和赏赉开支，平衡财政出入的一大额外财源。乃至与外朝被称为“计相”的三司使麾下，户部、盐铁、度支等衙门构成晚唐国家四元财政体系得一部分。
因此，市舶之利对内库宝藏、国家财政如此之重要，以致于当初黄巢军队攻占广州、求为岭南节度使时，朝议反对之声甚强烈。左仆射于琮云：“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又谓：“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这笔直接进入内帑的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晚唐以来权威渐堕的历代皇帝，保持对朝廷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当今那位被后世称为“马球天子”“斗鹅皇帝”的唐僖宗，最好奢华游乐嬉戏而不问政事，动辄赏赐巨万而把左藏、大盈等内外各库花个精光；以至于把持朝政的权阉田令孜，直接下令在东西市征收（强抢）商人富户的财货来充用。
现在又被义军在皇帝直属的钱袋子上这么狠狠的割上一刀，日后不出问题才怪呢。
当然了，这些大都还没有那么容易到手或是可以直接利用起来；正所谓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就从最容易入手和可以先做的事情开始好了。
周淮安眼下安排下去的任务之一就是带队扫荡那些，分布在各处蕃人坊当中形形色色的祠堂和神庙，虽然早已经被打砸和抢掠过了，但在最初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气哄抢之下，还是有不少的东西因为不识货而被遗漏掉；因此，周淮安负责的就是组织专业的人手，鉴定和分别这些场所的残余价值，并且进行捡漏式搜刮的过程。
而其中收获最丰的，无疑是那些天竺人所建造的神祠、神堂了，可以说恨不得连一个小小的神龛，都用金银和宝石给镶嵌和包裹起来，而他们的神祗既多且杂，崇拜和供奉的种类名目和大小把玩物件，也是星罗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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